坦白从宽：仅有坦白也能减轻处罚【T00ls法律讲堂第六十三期】

引言：

2011年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颁布实施，在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增设第三款规定：“犯罪嫌疑人虽不具有前两款规定的自首情节，但是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，可以从轻处罚；因其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轻处罚。”这是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对“坦白”作出明确规定，使得坦白从酌定从宽情节摇身一变成为法定从宽情节，也为司法机关量刑时适用“坦白从宽”提供了法律依据。此后，坦白从宽这一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被广泛适用。

01 减轻型坦白

在《刑法修正案（八）》起草时，立法机关仅规定坦白可以从轻处罚，但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中，法律界却对坦白是否可以减轻处罚产生了较大争议，基于此，立法机关采取了折中处理的办法，在赋予坦白减轻处罚空间的前提下，作出严格限制，以避免坦白的减轻处罚功能被滥用。

所以，我国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最终规定了两种坦白制度：一是从轻型坦白，也是我们一般理解的坦白，即如实供述自己罪行，对此可以从轻处罚；二是减轻型坦白，除了要求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外，还需要满足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这一条件，对此可以减轻处罚。

但在司法实践中，几乎所有的坦白情节法院只予以从轻处罚，很少见到减轻处罚，这也导致“坦白只能从轻不能减轻”似乎成为惯例。不少司法工作人员甚至不知道有“坦白可以减轻”的规定，以至于律师不提、法官不判，减轻型坦白条款在实务中适用率极低，彻底沦为“休眠条款”。这主要也与该条款认定标准严格、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”认定不统一以及因果关系证明困难有关。

为了更好地理解减轻型坦白，对其条款进行拆解，不难发现其主要包括三个核心要件：（一）符合坦白的如实供述；（二）避免特别严重后果的发生；（三）存在因果关系。只要满足上述三个要件，即属于减轻型坦白，具有减轻处罚、降档处理的可能。

02 减轻型坦白的立法初衷与定位

法律之所以对坦白的犯罪嫌疑人从宽处理，实质是想通过一定幅度的从宽处罚，激励其如实供述，以节约司法资源；同时引导其认罪悔罪、改过自新，实现特殊预防，并激励其他犯罪嫌疑人主动供述，实现一般预防效果。

相较于自首、立功而言，坦白作为法定的量刑情节则更为常见，也更容易被认定，因此坦白的立法定位对于理解减轻型坦白也异常重要。众所周知，自首是“主动到案”+“如实供述”，而坦白仅要求“如实供述”，这也就反映出自首与坦白认定上的难易程度。《刑法》规定自首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，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，为了与适用范围更广、认定相对宽松的坦白相区分，不宜对坦白同样规定为“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”，否则容易导致自首与坦白的认定及定位混乱，故对于坦白，一般只从轻处罚，而非减轻处罚。

但相较于犯罪较轻的自首可免除处罚，若坦白仅设置从轻处罚幅度，则不利于发挥坦白制度的激励作用。因此，立法也为坦白保留了减轻处罚的空间，同时为防止该空间被滥用，设置了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”的限制条件。

03 减轻型坦白的认定与辩护

（一）如实供述

构成减轻型坦白的前提是“如实供述”，而减轻型坦白同样规定于《刑法》第六十七条第三款，从体系解释角度，减轻型坦白中的“如实供述”应与从轻型坦白保持一致，不应再作限制性理解。

根据法律要求，如实供述应当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此外还需如实供述姓名、年龄、职业、住址、前科等身份信息。对于多次实施同种罪行的，需综合考量已交代与未交代事实的危害程度，若交代的情节更重或数额更大，一般亦可认定为供述主要犯罪事实。若隐瞒真实身份并影响定罪量刑的（如隐瞒累犯前科、真实年龄），则不属于如实供述。

（二）避免特别严重后果

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”是区分从轻型坦白与减轻型坦白的关键，也是争取减轻处罚的核心。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对“特别严重后果”作出明确界定，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其范围、程度缺乏统一标准，不同罪名、不同地区认定差异较大。

从文义解释角度，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”应指阻止了原本必然或极有可能发生、性质特别严重、危害极大的后果，核心在于“避免”与“严重”。最高人民法院出版的《<刑法修正案（八）>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》一书中，对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”作了列举式解读，大致分为：

• 1.避免重大人身伤亡型，如避免同案犯即将实施的故意杀人、爆炸等犯罪行为；
• 2.避免巨额经济损失型，如涉众型财产犯罪中，如实供述赃款赃物去向或犯罪计划，使司法机关得以追缴全部或主要赃款，挽回数额特别巨大的经济损失；
• 3.立功抓捕型，如毒品犯罪中，嫌疑人及时供述同案犯姓名、住址、体貌特征及联络方式等基本情况，公安机关据此侦破重大犯罪、摧毁贩毒团伙。但第三种情形通常符合立功规定，实践中可直接认定为立功，而非坦白。

除此之外，实践中还包括避免重大公共安全风险型和避免国家、公共利益重大损害型，如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巨额毒品、危险物质藏匿地点，避免其流入社会造成严重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危害；避免造成国家外交、国防重大利益受损；或避免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等。

上述列举式解读对理解“特别严重后果”具有指导意义，但仍未解决“严重后果”界定模糊的问题。因此司法实践中需结合所涉罪名、危害程度、社会影响等综合判断，一般应因罪而异，部分情形还需因地制宜，可参照法律、司法解释或本地适用的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等标准认定。例如侵犯商业秘密罪，根据司法解释规定，造成权利人损失300万元以上即属于造成特别严重后果。

“避免”一词通常要求严重后果未实际发生，但如果犯罪行为已实施完毕、损害结果已发生，后续退赃退赔行为是否属于“避免”特别严重后果，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争议。有观点认为，犯罪已既遂、后果已发生，如实供述仅系对既有损害的弥补，无减轻处罚依据；也有观点认为，对侵犯财产法益的犯罪，全额退赃挽损属于“消除”特别严重后果，与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”效果相当，应作同等评价。目前司法实务尚未形成统一认识，但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出发，对“消除”已发生特别严重后果的情形，应当予以肯定性评价。

（三）存在因果关系

此处的因果关系，是指因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特定信息（如赃款去向、同案犯行踪、犯罪计划等），司法机关或相关人员才得以采取有效措施，进而阻止特别严重后果发生。若避免严重后果与供述内容无关，则不具备因果关系，不能适用该条款。

鉴于减轻型坦白的从宽幅度远大于从轻型坦白，一般要求坦白具有较高价值，故此处因果关系一般为直接因果关系，而非间接因果关系。典型情形如：行为人在食堂饭菜中投毒，到案后如实供述毒药处置情况，司法机关据此控制局面，避免他人接触、食用有毒饭菜，防止大规模食物中毒及人员伤亡，即成立直接因果关系。

04 减轻型坦白的量刑

减轻型坦白属于“可以”减轻，而非“应当”减轻，是否减轻处罚，仍应坚持罪刑相适应原则，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其他情节予以认定。

在司法实践中，并非只要具备“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”就一律减轻处罚，通常还需考量拟判处刑罚与法定刑幅度的差距，若罪行对应的刑罚远高于法定最低刑，从轻处罚空间充足，则无需减轻；若拟判处刑罚已接近法定最低刑，从轻空间不足，则可依法减轻处罚。

如前所述，“减轻型坦白”在司法实践中极为罕见，常被忽视，不仅法院极少适用，辩护人也较少援引该款开展量刑辩护。一旦该情节得以认定，从宽效果基本等同于自首，可大幅降低基准刑。根据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〈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规定，因如实供述避免特别严重后果发生的，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%—50%。因此，作为辩护律师应当合理运用该条款，为当事人争取减轻处罚。